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谈存款利率:过低将影响服务实体经济
以“后危机时期的世界经济与中国”为主题的2009全球CEO年会在京开幕。大会发言中，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结合中国的实际情况，从三个方面探讨了实体经济与制度政策之间的关系，周小川表示，金融危机以来中国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但在投资方面必须小心，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产能过剩的现象。
周小川说，金融危机以来，大家在对抗金融危机的政策制定过程中会观察到有不同的现象，有的地方财政当局和货币当局向金融体系注入了大量的资金，但是资金没有非常有效地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发展。中国也是非常关心这件事情的，出现的情况稍微有些不一样，今年的信贷总额增长是非常快的，应该说有效地支持了实体经济的发展。如何能够进一步探讨这方面的制度和政策原因？
第一，金融体系能否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一个关键因素是金融机构自己本身的健康性。
金融机构如果在危机中自己生了重病，就会住医院治疗，修复自己的资产负债表，考虑怎么充实自己的资本金，怎么能够消化自己的有毒资产。在这种情况下，对实体经济支持的考虑就有可能受到影响，自己的能量也可能受到影响。因此首先要保持金融经济的健康性。1、资本。金融危机的出现都是消耗资本的，资本没有了，根据健康性的标准和监管的标准都不能更好地为实体经济服务。2、有毒资产(不良资产)。不良资产在危机期间肯定会比较明显地上升，同时也在消耗资本。3、杠杆率，也就是融资的方式。在正常情况下和在危机的情况下，融资的条件是不一样的。
像人一样，健康的问题都是有周期性变化的，很多人都是隔几年会生一次病，或者10年会生一场病，很难事先做到预防。中国有一个好处，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我们的金融体系是受到了重挫的，有大量的信托投资公司、信用社、中小金融机构关门倒闭。大家都记得，当年比较出名的广国投的关闭，粤海的充足，在那个时间花了很大精力解决健康性问题。
从商业银行的角度来看，不良资产正式宣布的数在亚洲金融危机期间是25%，已经非常高了，实际比这个数还高，因为当时还有标准的问题，比如贷款分类标准和会计标准的执行问题。我们有一个好处在亚洲金融风波刚刚开始恢复的时候，启动了一轮注资和股份化制改革，改善公司结构。这一轮改革之后我们遇到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正好中国大型金融机构资本金是充足的。加上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好，从健康的角度来看是有能力继续向实体经济提供有效服务的，同时没有出现太大的拖后腿的现象。
第二，有关央行的政策制定。
对于金融社会来讲，要保持金融系统向实体经济提供服务的压力和动力。从压力情况来讲，一方面是竞争，除了竞争之外还有价格。这次危机过程中我们也观察到利率，特别是存款利率过低或者将近零利率有时就会减少金融机构向实体经济进行服务的压力。我们在危机最开始的时候发现有一些金融机构囤积现金，主要原因是因为解决区域杠杆化的问题，可能资金来源不可靠，别人不再提供或者不给他融资，尽管现金的成本可能是高的，但有很多金融机构有囤积现金的现象。之后宏观调控当局向金融市场投入了大量的流动性，还有囤积现金的现象，也就是手里有大量的流动性的资金，但与此同时也非常谨慎地向实体经济放贷和提供融资。里面有多种多样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是负债方的利率太低，囤积也不会占用太多资源，不放出去压力也不大。
针对中国我们也考虑到这样的现象，存款利率已经降到2%，再降下去究竟对金融体系是好还是不好。活期存款已经很低了，金融市场短期拆借利率也很低，但定期存款一年期还在2%左右。这当然也有好处，金融机构拿到了存款就一定要考虑用出去，因为要付2%给储户，这样就有压力，一定想办法把资金运用出去。这就使得金融机构能够看到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时候得到收入、得到利润，能够充实自己，在利差方面还要保持一定的水平。这一点通过股份制改革、公司治理的改革得到了加强，商业性金融机构都有相当强的获取利润的动机。首先考虑股东利益，因为现在都是股份制的公司，要考虑为股东创造利润。其次考虑自己的持续性。因为随着资产不断增长，必须不断地补充自己的资本金，相当一部分来自于自己本身创造的利润。
第三，这一轮中国克服金融危机一个重要的口号是扩大内需，扩大内需有什么特点。
扩大内需有什么特点，我们有鼓励小排量汽车的政策，有家电下乡的政策，各种各样的政策使得制造业能够不至于明显地下滑。
首先这次和我们之前遇到的困难时期不太一样，比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很多人感觉到流动资金紧缺，这一轮中国的政府对危机的响应非常快，很快就发出了大量的流动资金，特别是商业票据，这样基本上缓解了在生产过程中流动资金的需求，也对中小企业比较有利。扩大内需必须有最终需求，最终需求无非是投资、最终消费、净出口。在这几项里，中国在最终消费上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进展，但在投资方面必须小心，因为中国在某些方面已经有产能过剩的现象，特别是在一些常规的制造业中。基础设施投资中也有一些人在担心有些基础设施是非常必要的，但也有一些基础设施，比如某些公路，虽然从长远来看是有必要的，但投资太早会出现没有车流量的问题，也有类似于产能过剩的问题。所以我们必须在投资方面找到新的增长点。
从今年前三季度的情况看，中国城镇化的过程产生了大量的投资需求，城镇化的过程是中国所特有的，中国有几亿农业劳动力，还要随着农业生产力的提高不断减少，会有更多人到城里，到城里就需要有住房、需要有公共设施，需要城镇改善环境，需要扩大城镇范围。因此就代理了城镇扩大城市内部基础设施的需求，城市内部公用设施的需求，城市社会事业包括医院、学校等等需求，相比较之下最大的还是住房的需求。今年中国克服金融危机的过程中，这个需求表现的比较明显。
一方面有它的必然性，另外一方面也有它的好处。必然性是中国处于城镇化的发展阶段，好处是这个投资是有实际需要的，不是太超前，是符合当前阶段发展的，不是浪费的，也不会导致产能过剩。但有有难处的地方，一部分城镇化的公用和社会设施方面不一定有充足的自身项目的。
